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看过一部关于精神病患者的外国故事片，那是集疾病知识、探讨人性需求和道德伦理于一身的很严肃的片子。

 片子里，父母中一方患有精神病，生出的孩子到青春期后陆续发病。在兄弟姐妹不断出现病徵的过程中，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自己进行了反思，影片说的正是反思过程，导演演绎的是自己的家庭故事，结尾，兄弟姐妹达成共识，因为确定他们患的是遗传性精神病，所以决定不婚不育。

 这部片子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因为在我之前的记忆中，看到的精神病人都被用铁鍊锁在房间里。房间里一片混乱，随地大小二便，病人有暴力倾向，大喊大叫。后来才慢慢了解到，抗精神分裂病药物一九五○年才被科学家发现，而内地患者开始用此药物治疗，大概是近三四十年的事。直到去年，没有国产抗精神分裂药物的局面才首次打破。

 药物治疗，使患者重获生命的健康、自由和尊严，可以生活自理和工作。但有关精神病的知识及应用，多数情况下只为有条件的患者家属了解，在文化认知相对闭塞的广大乡村地区，人们的认识也相对模糊，甚至完全不知道精神病是可以用药物治疗的。在丰县“八孩之母”事件之前，就曾曝光过一个女子因精神问题被其母关在房间里十多年的事件。

 自然，更多的人不知道精神病还细分为不同种类，人们还可能如旧时代那样，将脑瘫和弱智与精神病混为一谈。当无知愚昧撞上残忍粗暴的法盲，悲剧必然发生。但事情不是如此简单，雪崩时，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只希望事件的落幕，是拯救更多不幸者的开始，应该拯救的，还有漠视他人生命尊严的普通人，和不作为的官员。

 用什么去拯救？

 个人觉得在改革开放初期，那些为我们的时代提供最好的、贴近时代需求的作品和译本的知识分子，他们知道读者缺什么，他们有严肃的责任感。但严肃作品很快在市场被边缘化。我的一位旧同事，在九十年代经营书报亭，她说，最畅销的书是书名香艳或内容诡异的一类，自然也包括雨后春笋般的厚黑学及致富经。

 看央视寻亲节目《等着我》，不难推论出拐卖妇女儿童的猖獗年代和这类书籍甚嚣尘上的年份是一致的。文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尤其是以一本书、一部电影、一齣戏剧这样的形式出现。

 现在有“打拐DNA数据库”，为寻亲者服务，央视《等着我》栏目更有在全国範围布下的义务寻亲网，在线準备随时服务的多数是年轻人，这些身体力行有责任感的年轻人，是中国的未来和希望。

 而在本报读到专栏作家沈尚青女士参与组织的为贫困地区学校送书，尤其是赠送经过认真选择的书时，深觉此举功德无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