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里，房间窗户大开，猫爬到窗外。“钟点”外佣走进房间，道歉说忘了关窗，没想到猫会跳出去。猫跳回了房间，绕着外佣姨姨的脚转，因为她总爱一边清洁一边和牠聊天；我却因为猫差点摔死而吓出了一身冷汗惊醒。

 并不是第一次做类似的梦，因为曾有一段时间，梦里这位在现实里于我家长年工作的外佣姨姨，失智症变得越来越严重。当家人外游而我要上班、白天独留她和猫在家时，我都提心吊胆，一下班便赶回家确认猫是否安好。在她不知第几次弄丢我家钥匙，以及不断在深夜致电问我明天是否要上班后，便不得不结束她与我家多年的僱佣关係，而我那只“话痨”的猫也少了一个“聊天”对象。

 从我有记忆起，家里便轮换着会留宿的或只做半天清洁的外佣。有东南亚地区的“姐姐”，也有内地的“姨姨”。小时候的我，如现在一样有股牛脾气，只敢往身边的人撒——向她们撒野时，多少是基于视她们为“身边的人”；在我做错事时，她们也会像妈妈一样向我说教，而不是一味忍让纵容。在童年成长中，她们是鲜少出现在相簿里，却深存于记忆中的身影。儘管如此，小时候的我也隐约懂得她们与我家的“僱佣关係”：她们是我的父母经过甄选后，才与我们处在同一屋檐下，也随时会因为他们的决定而离开。

 僱主的家庭生活是她们的工作，但她们也是有着自己生活面貌的人。周末的公园或广场里，她们用纸皮或野餐垫搭出欢笑与悲伤的小小世界；在路上或巴士里，手机有时大声有时无言的视讯画面，是她们在异乡里的故乡。她们是僱主家庭里“环境上亲密”的陌生人，是紧扣着城市生活轨迹的外来者，也已然成为一道在疏离与亲密之间摇摆的城市风景。

 波 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