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仲舒说：“臣闻治天下之道也，少则习之学，长则材诸位，爵禄以养其德，刑罚以威其恶，故民晓于礼义而耻于犯其上。”所谓“臣闻”，其实是董仲舒自己的主张。“少则习之学”，对培养人材、对青少年十分重要，人材培养了，要设法使他们有出路，当他们都有职位了，则爵禄足以养廉。另一方面，以刑罚镇慑其不良行为，此所谓恩威并施，这样人民自然不敢犯上。他举例：周武王奉行仁义，平定残贼，周公设礼乐加以颂扬，至成王、康王时国势鼎盛，监狱裏四十多年空无犯人，这完全是由于教化的浸润和仁义播布的效应，绝不是刑罚所能获致的。

 反观到了秦朝就不一样了。秦朝师从申不害、商鞅的法制，实行韩非的学说，捨弃王道，採用霸道，不以文德教化天下。做好事的未必免于刑罚，而做坏事的未必受到刑罚，所以百官都说假话，表面上似是尊奉君主的礼仪，内心裏却是背叛君主，此所谓阳奉阴违、弄虚作假。追逐财利而不以为耻，以残酷手段，搜刮民脂民膏，致令百姓四散逃亡，废其耕织生产，群盗四起，道德败坏沦亡。故孔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此之谓也。

 董仲舒续说：“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夜郎、康居（即今之贵州西北部、云南东北部、四川南部、广西北部等地），殊方万里，说德归义，此太平之致也。可是功德仍没有施加到百姓身上，大概是陛下还未有特别留意到这一点。”董又引曾子语：“尊其所闻，则高明矣；行其所知，则光大矣。高明光大，不在于它，在乎加之意而已。”曾子是说：尊崇所听到的就高明了；力行所了解的，就能发扬光大。高明光大，不在于别的，在于特别留意而已。

 冬春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