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结束得那么突然，一晃神大家又可以出国，用外语跟人对话似乎是需要好好回想一下的经验；核酸、疫苗那些救命的东西，将成为大家谈聊中的过去。但另一方面，我们仍然会用疫情元年、疫情三年这样的描述；口罩和消毒液也仍然是日常用品。脑袋中的记忆在二○二○年初似乎存在一种断裂和空白，此前的记忆已变得遥远模糊了。

 记忆不总是连续的。例如日本，在二○二一年举办奥运后，社会一切如常；但回忆在“三 · 一一大地震”以后，由于灾难时期的强烈不安全感和无助感，人们对独身生活的选择产生了动摇，更加渴望亲情、夫妻的亲密关係和团体的互助。因此兴起了一波结婚潮和地方建设运动，而且在广告、旅游等各方面都可以看到大家愈发看重人际关係的“绊”。德国，在二战以后，当德国人从战争的狂热中清醒过来，他们对于自己在战争中犯下的罪恶，感到不可置信，因此陷入遗忘记忆的二十年，所有人会避谈、刻意遗忘那段岁月。直到二十年后这些创伤重新被揭起，开启了上世纪有名的“六八学运”，对整个教育体制以及纳粹时代的遗害进行彻底反思。人们在快乐中的记忆总是连续的，但灾难后的记忆却是断裂的。

 而正是断裂才又让人印象深刻，使我们感到不适，但也给了我们一个反省的机会。或许，二○○八年对于澳门来说，脑海里最深刻的画面可能不是北京奥运现场的转播或金牌数目，而是电视机上汶川地震满地瓦砾的画面，以及当时我们每间学校动员捐款的记忆。

 人们不是总在惯性地记忆，反而是在中断处开始记忆。我们也许不会记得现金分享后买了甚么，不一定对跨年、圣诞、中秋等节日欢乐有着清晰记忆。但对去年“六 · 一八”和十二月的记忆却尤为清晰，我感觉比二十多年前的澳门回归印象更深刻；甚至比“一二 · 三事件”更具有历史感。记忆就是在这一段段断裂和沉默中生成的。疫情结束了，但现实真的如同剪辑般，一下子把进程链条拉回过去吗？还是我们只是做着记忆中模糊的活动，但其实是新的活动？无论是潮流媒体的兴起、线上会议办公和上课、外卖线上支付等新式消费方式的兴起，这些疫情期间改变的生活习惯已经永远改变了我们。当下的记忆就是这些新的生活习惯和记忆所构成，我们已经翻开时代的新一页，无论我们兴奋抑或怀旧。

 黎俊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