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节目《舌尖上的中国》导演陈晓卿说，在厦门拍摄时，第八市场一间小店卖的、比巴掌还大的龟粿，他们工作团队的一个年轻姑娘一口气吃了十个。

 厦门是我的家乡，导演说的龟粿是裹着花生芝麻馅的、用糯米粉和艾草汁做的龟壳状粉粿，是我童年的最爱，但也只有过年才吃得上。

 回想起来，小时候吃的龟粿都是乡下亲戚过年时送的，很好吃，但吃的时候总不尽兴，不只是数量的多少。让人高兴不起来的是，祖母或母亲看大家吃得兴高采烈时总要说一句：可能都送给我们了，他们家的孩子可能都吃不上呢？一盆冷水，浇得我们兴味索然，吃得灰溜溜的。

 导演说的那间小店，我也光顾过，那年母亲去世，去那家店买龟粿用作祭祀。拜祭时，乡下姑姑的三个纯朴壮实的儿子走到灵前，“噗嗵”一声齐齐跪下，“咚！咚！咚！”齐齐磕了三个响头。

 什么是年味？我想是曾经吃过的好吃到只有过年才吃得到，只有至爱亲朋才给得到，连同那些没有因贫穷或富足而变味的情感。

 这是舌尖上的年味，还有一种年味是在回乡过年的路上。

 早年坐飞机回乡，经常是半夜到厦门，什么车也没有，有一次天寒地冻，孩子又小，只好叫了一辆牛车回巿区，那真是一次最有趣的行程。大街上空蕩蕩的，孩子在车上睡着，经过人民剧场时，无数往事回放，知道这之前没有过，将来也不会有。

 后来有了的士，一次我一个人回乡，的士司机从车尾箱拎起我的箱子时，说怎么这么重啊，黄金啊？其实那是我买了四桶橄榄油给父母用的。我拖着行李箱在小区里走着，有些害怕，偏偏后面有人用纯正的普通话大喝一声：回来啦？回头一看，一个五大三粗的北方小伙子在不远处走着，我想，谁知道他是干什么的，装一下吧，我也挺大声地用考级用的普通话大叫道，是啊！对方说，回去几天了？我含糊着答道，N天！对方又嘟嚷一句什么，我也跟着嘟嚷一声，然后就拐弯跑进自家楼底了。父亲说那应该是楼下做生意的北方人，认错人了。

 记得最清楚的是坐车，当年没有高速公路，坐车要坐二十多个小时，坐到累得不行时，已是清晨车到集美，那是全程最美的一段，窗外是开着花的梅树和桃树，远处是集美学村的红砖楼房红土地，一队南归的燕子从车窗外飞过，一只跟着一只，浑身湿透满是泥泞，精疲力尽地慢动作飞翔。

 再后来，有了高速公路，自然景色被现代化隔在视线之外，路上的年味渐行渐远。现在的年味，都进了手机。在有手机的今天，看不见燕子在慢动作飞翔。

 我们这一代站在时代的这个拐点上，也许不是年味越来越淡，渐行渐远，只不过是，这个时代发展太快，我们还没来得及把生活做旧，手机已经换了无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