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泽厚的〈关于中国现代诸作家〉一文流传甚广。文中评论钱锺书说，钱锺书读了那么多的书，却只得了许多零碎成果，又认为小说《围城》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卖弄英国人的小趣味，不仅让他不喜欢，还很不舒服。

 关于钱锺书的学问只是零碎成果之说，笔者早在首发于本版的〈钱先生不耐烦长篇大论〉一文中指出，钱先生以日知为乐，随读随思随记，不耐烦专着、史乘式分章分段长篇大论，其小说、随笔、诗歌，则是寄其余兴。

 《围城》即是钱先生寄余兴之作。李泽厚认为该小说只是卖弄英国文人的小趣味，所以让他觉得很不舒服。真遗憾，李泽厚作为德国哲学学家（套用钱锺书“哲学家学家”这一绝妙措辞），竟然没看出《围城》的悲剧本质及小趣味后的大哲学，即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叔本华认为，统治世界的原则不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诗性正义，而是生之欲与生之痛相终始的永恆正义。

 《围城》的主旨是什么？笔者以为，《围城》的主旨是表现有所求必有所困的人性“围城”，也即普遍性的人类精神困境。因此，《围城》这部小说从深层底蕴上可以看成是对叔本华永恆正义说的深刻演绎。与此相对照，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对尼采永劫复归说的深刻演绎。在此意义上说，《围城》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都是哲学之书。对《围城》而言，这恰恰彰显了作者钱锺书对西学以至西方哲学的吸纳，是得其神，而不是仅限于零敲碎打地引用或引介。

 口角波俏其表，悲剧意识其里，或曰，英式幽默其外（包括萧伯纳，此人对钱锺书影响很大），德式悲感其内（叔本华悲观主义、尼采虚无主义等），才是完整的钱锺书。早在二十年前，拙着《解读〈围城〉》即认为，《围城》是“笑面悲剧”。概而言之，读懂钱锺书，须识西方哲学，而不能为其所谓英国人的小趣味所迷惑。

 龚 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