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期提到，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个教育机构，长期以来以一种“非正式教育”的模式存在并支持着学校教育。而博物馆教育本身，也经历着与课堂教学相类似的，从“解说”、“刺激反应”、“发现学习”到“建构学习”四个发展阶段。

 如此看来，博物馆教育与学校课堂教学的具体模式别无二样，具体的区别（或侧重点）在于博物馆能提供比教室更真实的“物”或者是更直观的体验。那么，博物馆无非只是“教材”的一种呈现方式，或者无非只是一间“特别教室”。尤其当我们还是始终坚守学校与博物馆之间的“边界”(boundary)的话，博物馆教育就永远只能是一种“非正式”的、“可有可无”的教育。而“跨界”(crossover)即成为打破这种格局的可循之路。

 当然，我们在谈如何跨界之前，似乎更需要先确认博物馆对学校教育的价值。我们需要确认博物馆的便利性、独特性和需求性，否则跨界合作无从谈起。

 澳门是一个文博资源相当丰富的城市，博物馆的文博资源密度相当高（在不足三十平方公里陆地面积就分布了二十余座门类齐全的博物馆），而澳门文博资源的就近特点，对于学校教育而言是一件相当难得的教学资源。十分钟内的车程甚至脚程，为馆校的跨界合作提供了相当大的便利。

 另外，部分的文博资源本身就是其主题的原址，这种独特性是学校课室难以取代的。当中，包括如中国近代着名思想家郑观应的故居郑家大屋；呈现澳门过去具民防性质更练制度的沙梨头更馆；由德成按原址修葺的典当业展示馆，以及重现叶挺将军与家人故居生活面貌的叶挺将军故居等。

 除了独特性，需求性也是确认馆校跨界合作的重要考虑，例如澳门科学馆，其本身首先就是一座大型的科普教室，其斜锥体形的展览中心就是一个大型的几何建筑美学教具；其次，主题包括太空科学、航海科学、机械人、声学、物理力学、遗传学、环保、运动健康、运动竞技和电学及电磁学厅等长期展厅，即为多个强调让学生动手实践操作的主题教室。最后，其设于展览中心的机械工房，是一个具备各种製造原型的工具和设备的机械工房，而这一类製作实验室(Fabrication Laboratory, FabLab)对于大部分规模较小、空间条件限制较多的学校，科学馆无疑是一个合适的公共空间，去满足学校发展学生科学、创新、实践等素养的需求。

 当然，上述所指出的仍然只是一种教材的呈现，或者只是一个特别教室。博物馆教育与学校教育之间边界的产生，主要在于双方都固守着各自的“中心”。以博物馆为中心的馆校合作，目的是吸引学校的学生参与由馆方为公众设计的展览。而以学校为中心的馆校合作，目的是借助其物和地的独特性去满足学校教学的需求，这样的“合作”结果最终仍然只会是可有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