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要返工，又要睇住对仔女上网课，真係忙到癫！”这是在疫情期间不少家长的烦恼。按统计暨普查局公布二○二○年本澳劳动力参与率的数据显示，女性超过百分之六十六在职；男性则超过百分之七十四，澳门双职家庭不断增加，父母无暇照顾子女亦成为常态。

 事实上，这并非澳门独有现象，社会变迁促使家庭功能在根本上的转变，部分现代家庭已无法兼顾传统的功能，特别是教养部分。除了借助补习与托管服务外，不少家庭更强化了家佣或隔代照顾者的监护替代人角色，从而维持家庭对子女教养投入，把握子女的在学情况。

 这种转变并没有价值上的对与错，学校固然希望家长多尽责任，反之，家长倒是希望学校能提供更多服务。而社会作为有机体，家庭功能的转变意味各个层面都会受到影响，若要归根究底，离不开三项问题需要回答。

 家庭功能的界线在哪？

 参考各国教育的发展轨迹，其共性在于最早的教育场所都是在家庭。在专业分工的观念渐被普及，教育走向现代化，家庭的教育功能才渐被分割出来，交託予专业人士及学校掌管。

 而在讲求专业分工愈来愈精细的现代社会，教育则常被错误解读为只能在学校出现，且认为学校教授的才具有学习的价值。从社会学的角度，学校在儿童社会化(socialization)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家庭教育在孩子价值观习得与行为模仿上也是不可或缺。综观国际的教育研究，家庭对于子女成长的重要性已成了共识，家庭结构的完整与否、家庭气氛的和谐与否，以及家庭文化的丰富与否，对儿童的行为取向，影响深远。子女的问题很大部分的根源来自于家庭，而非学校或教师。问题是，社会普遍的共识又是否如此呢？

 在疫情期间，家庭与学校对于家庭功能的期望呈现了落差，彼此并不一致，特别是在教养层面。这问题一直存在，疫情只是让问题浮于水面。部分言论认为问题的核心在于双职家庭，假设这样的结论为事实，也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何况，问题成因往往是複杂的，也非单一因素便可以作全面解释。

 双职家庭已成了澳门社会发展的既定现实，暂未看到逆转的趋势。若要解决问题，也许，逐步拉近家校双方对于家庭功能的看法，建立共识才是比较实际的方法，过程虽然漫长，但这是基本。那么，首步可以做的，便是让家长明白自己在学校的角色，是单纯的家长，还是持份者。

 家长在学校教育扮演甚么角色？

 家庭功能的再定义同时意味家长角色的调整，随着消费主义盛行，家长的教育选择权一直成为学界讨论的问题，其中最具争议性的，便是学校教育是否一种消费品，而教师的教学是否一种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