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学习，顾名思义就是终其一生在学习，正所谓学海无涯，人生便是一个学习过程，多学些知识与技能不是很好吗？有政府资助更是何乐而不为呢？对于澳门居民而言，持续进修发展计划、终身学习奬励计划、长者书院等都是耳熟能详的，或多或少会报读过某些课程。但如果我是“躺平族”，又是否可以选择向终身学习说“不了”？

 终身学习在各地走红，遍地开花，絶不会无缘无故，这或许可以从国际何时开始关注谈起。

 国际开始关注可以追溯至上世纪六十年代，学者保罗朗格朗(Paul Lengrand)已提出终身学习的观念，认为未来社会必须要不断学习。但真正具影响力的还是需要联合国出手。一九七二年富尔(Edgar Faure)联同美国与前苏联等数国的教育专家，共同发布了《学会生存／发展：教育的今日与未来》报告(Learning to be: The world of Education Today and Tomorrow)，又名《富尔报告》(Faure Report)，这位当时任职法国教育部长及后成为法国总理，在终身学习的推动上不遗余力，当然也有着“自肥”的因由：全球面临着各种重大的挑战，包括民主社会的危机。报告起首便说明原委，为了应对民主价值的问题而来，指出未来的孩子要迎接如此複杂多变的挑战，就必须要终身学习，所以学习环境不单要在学校内，更要伸展至校外环境，国家必须建构学习型态的社会环境，促成国与国之间的合作。这放诸冷战时期，不难理解报告用意更多希望促进国与国之间的了解。

 可以这样说，终身学习从开始便希望推动全球人类共同参与。所以，人纵然有说不的权利，但并非国际社会所乐见。报告提出了很好的想法，呈现了宏大的蓝图。但报告出版后只闻楼梯响，直至临近千禧年，才真正受到各地政府关注。

 一九九六年，前欧洲委员会主席德洛尔(Jacques Delors)等人向联合国提交了《学习：内在的宝蔵》(Learning: The Treasure Within)报告，也便是着名的《德洛尔报告》(Delors Report)。他将终身学习的理论，化为更实际的行动方式，并提出了教育界耳熟能详的四大学习关键：学会求知(Learning to know)、学会做事(Learning to do)、学会共处(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学会生存／发展(Learning to be)，作为欧洲的一把手，也注意到网络时代方兴未艾，把终身学习和扫除电子文盲间作出连结，可见其独具慧眼，至于长者学习、远距离教学、E-Learning、ICT、网上学习等皆是后话。

 事实上，终身学习或学习型的城市并不是甚么新鲜的观念，学者Norman Longworth认为最早可以溯源至古代，如柏拉图已提出：教育是由出生到临终的一个历程，便与当下终身学习的观念无异。但与古代不同，现在国际社会所提倡的终身学习其实不只是针对学校教育，更是从社会总体规划入手，持分者如学校、高等院校、成人教育机构、企业、工厂、图书馆、博物馆等都可以全面配合，这是由理论走向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