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几年受疫情影响，不少学术研讨会要不就是延期举行，要不就改为线上研讨。一般来说，如果是纯学术讨论性质的研讨，改为线上形式没有多大的影响，但是一些研讨性质属理论与实践互证的，在线上开展可能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了。而小班化教育研讨会便属于这一类理论与实践互证性质的研讨，就只能待复常后重新启动了。笔者有幸于上周参与了由杭州市富阳区教育局主办、北京时代凤凰教育研究院与杭州新时代小班化教育研究院承办的“首届新时代全国小班化教育研讨会”。

 最早期有关小班化教育的研讨会，应是二〇〇六年在温州举办的“长三角首届中小学小班化教学研讨会：专家眼中的小班化”。然而，读者千万别理所当然地认为小班化教育的出现就是在此期间。在小班化教育的推进中，南京市教学研究室应是内地率先推动的力量。根据《中国青年报》在二〇一二年的报道：“自二〇〇一年以来，南京市投入上亿元专项经费拓展小班化教育，目前实施小班化教育的小学已有九十二所（每班人数二十八人以内），佔全市小学的百分之二十七；初中二十二所（班额三十六人以内），佔全市初中的百分之二十。”事实上，南京市小班化教育研究室也是港澳早期常去“取经”的点。

 至于基于大中华概念的小班化教学研讨会，应以二〇〇九年在香港举行的第一届为起始，其后每年由不同的省市承办，例如：大连、广州、成都、台湾等，而澳门也在二〇一七年作为主办方举办了“二○一七年大中华地区小班化教学研讨会”。这次在杭州富阳区举办的研讨会，既有“承传”小班化教育的精神，也有“开拓”和“重新出发”的意涵。何解呢？首先，大部分的参与者都是来自过去长三角／大中华小班化教育的“铁粉”，这些与会者在小班化深耕了十多二十年了。虽然说是“首届”，却并不是从零开始的，而是传承自内地不同地区的小班化教学的实践经验。而“重新出发”的意涵则体现于“首届”，正如杭州市富阳区教育局周喜军副局长在闭幕式的发言，令教育工作者很感动。他的大致意思是说，有首届就会有第二届、第三届……全国都面临学生人口下降的趋势，所以班级结构自然会步入小班的，这跟澳门过去的发展情况很接近，既有这样的条件，也是改革的契机，为了迎接学生人口下降的趋势，杭州市的小班化也将从小学和初中阶段往前拓展，并抓紧幼稚园这个阶段，做好小班建设。当然，周局长席间也说了，以往做任何改革都是由其他的成员兼任开发工作，不是不可，但是效果未必理想。只要是经过调研且具价值的，教育局必须有合理的资源配置，才能有效推进。他的这一番发言，对于开发者和参与者而言是十分鼓舞人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