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走在左派与右派的战争中，无论站在哪一方立场，商界都是输家。新的法律、政治、文化环境，会一而再地把他们置于州法律、公司的利益相关者和公众之间，逼他们加入战团。

 共和党的州立法机关把公司管理层向右推；而僱员，尤其科技公司员工与进步NGO一起，推公司向左走；一些要面对公众的企业，更多了一重来自消费者的压力。而消费者品流複杂，看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及从事何种行业——最惨是左中右都有，他们会向公司施压；还有股东要应付。商业机构的每一个决策，几乎都同道德扯上关係。

 过去，当一些明显不合宪的法律被实施时，联邦地区法庭就会马上阻止其生效。那些通过这类法律的州议员所捞到的政治利益都是短暂的，大部分情况下只得到象徵性效应，因为法律系统马上就会将其堵截，所用的工具就是援引先例。纵有法官对这些先例判决持怀疑态度，但仍然萧规曹随，尊重并维护其判决。但如今此根基受到前所未有的动摇。

 在“罗诉韦德案”被推翻后，托马斯大法官公开呼吁重新审视性自由和同性婚姻的权利。此官在新布局的最高法院内是最权威声音之一，经常採取不大考虑，甚至无视他认为是错判的先例案的观点。他认为自己的工作就是按照“最原本的意思”来阐释宪法：无论法庭过去讲过什么，或这样做对将来有什么后果，他都一意孤行。

 特朗普当总统时，托马斯大批手下司法职员被委任为联邦法官。预期这批人也会把过去法庭判决的先例案子当透明，一如其上司惯性地那样做。他们最近的一项杰作，是推翻美国疾控中心“乘坐飞机的人都要戴口罩”的规定。

 （推翻堕胎权对美司法伤害巨大 · 六）

 沈 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