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位长期提倡改善医生福祉的医护人员克莱尔，于二○○八年至二○二二年三月期间担任“执业者健康计划”——由公共资源资助的医生健康服务机构的医疗总监，对问题有更深入的认识。

 该计划到目前为止，录得一万七千名医生出现心理健康或者药物成瘾问题，数字不断急升。她又于二○一八年成立了丧亲小组：医生家庭往往有成员也是医生，她联繫这类家庭，让大家倾诉自己的遭遇，从中得到心理抚慰。在第一次实体会议上，没有人发言，与会者只是哭，从集体的哭泣中得到心灵释放。这团体有八十人，代表了约六十名自杀身亡的医生家人。多年来聆听个案，克莱尔观察到：人们倾向于在认为伤害了自己的地方自杀，所以自杀地点多是医学院、医院停车场或厕所。

 英国的医疗保健行业日益让医生与病人关係疏离——医生分配给病人的时间越来越短，并且给调离原来一直服务的病人社区，驱使越来越多医生患上抑郁症。克莱尔于过去三十年作为一名全科医生，觉得自己与患者的关係变得越来越没有那么个人化。过去她认识病人，认识病人的家人以及她行医的社区，但现在她被派往更远的地区，那裏的每个病人，都是她不会第二次见到的陌生人。原因是NHS护理政策有变：以院方需要为基础，而不是过去以社区为中心的模式。

 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情况变得尤为如此。这让医生觉得自己是一名零工经济工作者，像商品一样，患者就像顾客。这种工作分配的变化，让医生对自己的职业观感分崩离析，集体沮丧。把某个医生推向悬崖，并不需要太多因素，就此已经足够。

 （公立医疗超负荷 · 英医生自杀多 · 五）

 沈 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