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沙特和伊朗的和解，可给西非带来某程度上的稳定，尤其令全球能源供应趋向稳定，中国势必因此得益。从地区层面，和解协议标誌着中国在西亚地区以大国姿态来临。

 从战后世界历史来看此地区，所有的主要和平倡议，无论是一九七八年的《大卫营协议》（中东第一条以阿和平条约）；一九九三年的（以巴）《奥斯陆协定》（以巴在挪威秘密谈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承认以色列国，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人于二○○○年前在约旦河西岸及加沙立国，协议签订后两年告吹）；以色列一九九四年的《以色列——约旦条约》；二○○二年成立的中东和平四方集团（由联合国、美、俄、欧盟组成，参与以巴冲突调解工作），或是二○二○年（阿联酋与以色列建交）的《亚伯拉罕协议》，美国都在场。但在沙伊和解协议中，美国却缺席了。

 这点出了全球秩序正发生较大改变。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接受《华盛顿邮报》访问时，形容沙伊和解是中东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中国以“和平缔造者”角色改变了其外交职权範围，朝着成为创建世界秩序参与者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其重要性同他上世纪七十年代与尼克松总统在中美建交前的对华接触，“在外交方式上非常类似”。

 和宿敌秘密和谈，签署和约，对政治人物许多时是一张死亡帖。数十年戎马，参与过多场以阿战争的埃及总统萨达特，知道无法消灭以色列，改为与其和平共存。签了《大卫营协议》后，埃及与所有阿拉伯国家关係破裂，被逐出阿拉伯联盟，三年后他在庆祝赎罪日战争胜利阅兵式上遭暗杀身亡。据说行兇者是穆斯林兄弟会的人。

 （西亚地缘政治大变之沙特与伊朗和解 · 八）

 沈 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