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孔夫子提出“士志于道”，迄今已两千多年。在这两千多年中，围绕“道”的内容，即成为一个怎样的知识分子，无数仁人志士可谓是“上下而求索”。特别是近两个世纪以来，不仅中国，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在这一大环境中，知识分子，特别是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安身立命？不妨参考这本《中国知识分子十论》，该书亦是首届中国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得主，作者为华东师範大学教授许纪霖。

 十论即是十个章节。前面四章相对而言比较形而上，比较像文献综述，不仅对“知识分子”一词作溯源，而且对“知识分子”的分类作阐述。“知识分子”(intellectual)其实是一个舶来词，主要指那些以独立的身份、藉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并不同于一般的技术专家、技术官僚以及职业性学者，公共良知和社会关怀是现代知识分子的特点。

 在知识分子的分类上，作者参考了英国当代思想史家柏林爵士的代表作《刺猬与狐狸》，书名取自古希腊诗人阿寄洛克思之语——“狐狸知道很多的事，刺猬则知道一件大事”，柏林爵士把思想家分成对什么问题都感兴趣，具发散性思维的狐狸型思想家；以及只对自己所关心的问题有兴趣，并创造思想体系的刺猬型思想家。作者则认为，现代知识分子可以“刺猬为体，狐狸为用，在刺猬与狐狸之间保持适当的张力；以专业的刺猬之道，在公共空间发挥狐狸的功用”。

 具体到中国知识分子所处的大时代，作者提出有四个，分别是先秦、魏晋、明末清初以及二十世纪，而五四运动和文革又是二十世纪的两个历史中轴，并在不同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一代代的知识分子，使他们的知识结构呈现过渡、开拓和陈述的演进。从第五章开始，作者具体列举不同类型的中国知识分子，比如黄远生、金岳霖、顾城、史铁生和王元化等。他们处在中国历史上的不同时期，亦受到大时代的影响，并形成他们不同的思想。

 黄远生代表旧中国灵肉分离的知识分子，在黑暗的政治压力下清醒地“堕落”，却痛苦地忏悔于这种堕落；金岳霖从一个自由知识分子向一个有阶级立场的民族主义者的转变；顾城作为一个反社会的诗人，放逐自己，最后以极端的形式上演理想主义者的悲剧；史铁生那种过程论的理想主义，在信仰的废墟上重建理想，获得生命的意义，则“是人生悲剧中的微笑，荒谬命运中的浪漫”；而王元化达到了作者认为的学人的最高境界，即思想与学术的合而为一，王元化再三重申陈寅恪为王国维作的墓誌铭中的那句名言——“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以针对专横的权力，及抗拒市场的流行和金钱的诱惑。看得出来，作者非常欣赏史铁生，非常推崇王元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