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女作家成群崛起，带来了不一样的女性文学创作面貌。而其中作家苏伟贞，更是以酷寂幽森的文笔，书写一个情天慾海的世界，写众生的浮沉与因爱慾而生的苦难。从她的《陪他一段》到《红颜已老》，都呈现了这种写作轨迹。其后出版的《离开同方》是她过往数十年对眷村生活的沉澱与总结，也是让苏伟贞之所以是苏伟贞的一大证明之作。

 《离开同方》与《有缘千里》一样，以空间地域来命名。小说的故事发生在同方新村，开头的句子，“九月的嘉南平原放眼处一片摇曳的稻穗和甘蔗花芒，早割的稻田上有人在烧稻草，浓烟被东南风吹越高速公路到另一边田里。车子向南驶去。装着我妈骨灰的天青色罈子安稳坐在前座，罈口略高过前车窗台……她说过将来死了要回同方新村，她临终最后一句话倒不是这话，她知道她说一次就够了。”

 故事从“我们”一家搬到同方新村开始，又以离开同方作为结束。铺演出的是这个眷村中种种怪诞与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慾情仇，方姐姐和小余叔叔的在“甘蔗田里的殉情”，方姐姐消失后家里发疯似地盛开的玉兰花，鬼魂般游离的全如意，小佟叔叔和席阿姨之间的癡恋与死别。同方新村只是一个普通的小村，发生的事情并不普通。这些光怪陆离的剧情，与其说是表达人生哲理，更多的只是一种刺入心灵深处的那一点隐痛。

 苏伟贞在别人眼里，是一个极其天真不世故的女孩，这种天真让她面对人世时必要地敏感地感受到刺痛，那种无从表达的、隐微纤细的、来自生命深层的东西。而苏伟贞写作想传达的，也就是这一点东西。她对于两性关係理解的空白，也导致她笔下的爱情故事，都是那样纯粹的。女性是无私奉献、勇敢出击的，而男性相对而言都是退缩的，如《离开同方》的小佟先生、小余叔叔。这在她早年的《陪他一段》中，就已经呈现。而在这本小说里，男女关係莫不是对置过的。

 在小佟先生生命垂危时，席阿姨日夜陪伴在他身边，对于段叔叔的阻拦，她只说，“我这辈子总有几天活得像个人，活得有些血气，就算他死了，我哭也哭得痛快”，可见这是女性追求爱情的自我意志的表达，是苏伟贞真实生命的透射，是八十年代崛起的女作家共有的性别觉醒。而相对之下，男性在文本中，仅是作为空洞的符号，是配合女性展演的一个玩偶。这种独立女性与衰弱的男性的对照，或多或少在八十年代的女性文学中都有所表现。

 小说探讨的命题，也就是归来与离去，这种叙事原型在当代小说中也多少存在。在眷村这样封闭的地域结构里，从归来到离去，又再次归来，时间也形成了一个循环，也是一种中国叙事的美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