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历史学家刘节先生（一九〇一年至一九七七年，字子植），生前是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他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院，是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李济等大师的学生。《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是刘先生于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作成的一部书。

 刘先生治史学自有其体系。他提出中国上古史可以按年曆表、地理、氏族、语言文字、民俗、社会组织、政制、学术思想、工艺、文学等十个部分考证编写，《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可归于氏族之篇。

 刘先生认为，历史既然是人类的，第一个便是人的问题。“现在大家都知道古代史最先要弄明白的应该是种族问题，这个问题清代的学者却不大注意。……上古史应该先解决人的问题，然后再看人与事的错综複杂关係。”

 刘先生说，稽考古史，有三条必经的途径：人种学、语言学、民俗学。从人种学来说，“是说民族的体质，从许多古代人的骨骼上，考察出这民族的特质与渊源”。而语言学，“从古器物上找到可信的资料，又从这古代的文字裏，推证古代语言演变的过程。再彙集各方面的资料，考证古代的史实”。至于民俗学，“这是从古器物、古文字、古代传说几方面归纳所得的材料。然后，又用社会学和人类学的方法加以解释，而得大部分古代民族的史实。就在这条路上，探求出古代民族的集体想像。严格地说起来，第三条路线可以把上两条路线所得的结果，综合起来作一系统的说明，这是稽考古史的纯正方法”。

 作为中国较早期学习西方科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学者，刘先生自觉地把这些理论和方法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中去。宗族的涵义、世与代、图腾层创观、氏姓派衍、宗族分支、移殖概况等章节的排列，可以清晰地看到美国人类学家路易士 · 亨利 · 摩尔根研究範式对他的影响。

 一九四三年，大着写成，刘先生修书告知好友缪钺（字彦威）：“弟近来作成《中国古代宗族移殖史论》一书约十二万言，于古代史事颇多谬解，对于《诗经》时代亦有所见。惟与大作所言略有不同耳，容当作长函奉商。”（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一日）

 一九四四年五月，这部书获教育部学术审议委员会二等奖。座师陈寅恪先生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获一等奖。

 夏承焘（字瞿禅）为好友高兴：“早贞晦翁来，谈王儒志遗事，闻子植近为《古代中国民族迁移考》一文，得奖第二名，一万五千元。陈寅恪第一名，二万元。”（一九四四年八月三日日记）贞晦，刘节先生父亲刘景晨先生号。刘景晨先生将此书赠家乡图书馆，并于封面题字：“籀园图书馆存览，戊子嘉平刘景晨赠。”此书现藏于温州市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