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澳大博士张中宇新着

 诗歌在汉语文学世界是最悠久也是最活跃的文体，汉语诗歌在世界文学範畴又是非常独特也是非常有生命力的存在。汉语及其文字是世界上最适合诗歌表达，也最擅长于诗歌文体的载体。汉语文学学术研究一直关注并试图解释这一重要的语言现象，历来都有非常精彩的贡献，也都留有让当代人去跟进、思考和进一步发掘的余地。张中宇的新着《汉语诗歌节奏、声韵及新诗体式建构》，在这样的学术余地上展开了独特而有成效的耕耘，其学术价值可圈可点。

 张中宇是澳门大学文学博士，重庆师範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作为着名的汉语文学研究者，他在中国古代诗歌研究方面着述颇多，颇具影响力。

 以“汉语诗歌”的专指概念取代通常使用的“中国诗歌”的概略性表述，以“汉语新诗”的专指概念代替习见常闻的“中国新诗”、“现代汉诗”之类的粗概性表述，使得这部着作对研究物件的学术把握和学术界定更为具体、準当。“汉语诗歌”的学术表述应该来自于“汉语文学”，而“汉语文学”较之“中国文学”具有更加具体、精确与準当的意义。“汉语文学”以文学语言文字进行界定，“中国文学”则以民族、地域进行把握，在“中国”版图上出现的文学、诗歌应是多民族、多语言的，而我们的学术研究一般只能锁定于我们熟知的汉语语言和汉字所承载的部分，因而用“汉语文学”、“汉语诗歌”表述更为稳妥。更何况，“中国”一词用来指民族国家还是清代以后的事情，将《诗经》、《楚辞》、秦文汉赋、唐诗宋词说成“中国文学”本来就相当勉强，说成“汉语文学”会贴切很多。

 最先明确使用“汉语文学”取代千篇一律的“中国文学”的，是程千帆及其弟子程章灿合着的《程氏汉语文学通史》，儘管该书没有明确使用“汉语诗歌”的学术概念，可在第十章论述汉语骈化的根由，注意到“汉语言文字绝大多数一字一音、一音一义，可以在字义上、语法上、音节上用许多人为的方式来排列和组合，使骈偶成为可能”，于是，《诗三百篇》已经昭示“汉语文学”中出现“个别的骈偶句子”，而“从东汉开始，文学语言开始在句意方面由单趋複，发展出骈偶的倾向。”（《程氏汉语文学通史》，《程千帆全集》第十二卷，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二○○一年，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二十八页）这种从汉语语言规律出发审视中国文学的路数，正体现了以汉语文学为研究的中国文学正名的内在学术必然性。

 张中宇的《汉语诗歌节奏、声韵及新诗体式建构》立足于“汉语诗歌”，锁定于“汉语诗歌”，从声律、韵律与文体构成相结合的角度，考察汉语诗歌的声律和韵律形成的历史，揭示“汉语诗歌”声律之美的奥秘。作者对比英语有轻、重音，所以英语诗形成了轻、重音交替的“轻重型节奏”，认定是汉语声律的特徵在于轻声音节极少，并举例说白居易的《长恨歌》八百四十字，全部都是重读音节，没有轻读音节，所以汉语诗不可能形成英语的“轻重型节奏”。在此基础上，作者论证了汉语必须凭藉“双音化”显示自己的节奏和声腔的必然性。这种“双音衍生型节奏”可以说解开了汉语诗歌声律美的奥秘及历史成因。